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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上河图》回归疑案

发布时间:2023-02-09    来源:未知   阅读:1492

国宝真迹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大概是我国最著名的古代绘画了。1950年的一天,一位三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东北博物馆的临时仓库,忽然间眼前一亮,反复审视着一幅五米多长的画卷,发现这竟然就是传说中的《清明上河图》的真本!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东北博物馆,现名辽宁省博物馆。这位年轻

人,就是后来被称为国宝鉴定大师的杨仁恺先生。

他没有上过大学,自称“琉璃厂大学”毕业。

1950年6月,东北银行拨交东北博物馆120余件《佚目》书画和百件珠宝玉翠。杨仁恺在其巨著《国宝沉浮录》(《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1月第1版,本文统一为此版本)中曾回忆当年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情景:

……没有想到的是,在拨交的《佚目》书画中竟发现了张择端描绘北宋后期首都汴梁清明时节民间风物的《清明上河图》,且完好无损,真乃为之庆幸万分!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历史上以张择端之名流传的《清明上河图》不知凡几,仅我过目的就有十余件之多。一九五〇年六月,东北银行拨交东北博物馆一批《佚目》书画,当时玉石未分,良莠杂存,亟待鉴定整理。我有幸参加了交接与整理工作,工作中得知书画中有三件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作品。我起初以为,所谓《清明上河图》肯定是过去常见的“苏州片”一类的东西,思想上压根就没有想到会有奇迹出现,殊知数百年来一直埋没于传闻中的张择端巨迹竟会在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被发现了,我当时的心怦然

跳动,兴奋已极,不能用文字和语言表达于万一!

三件中既然存在一件真迹,其余两件理当都是赝品。然而,意料之外的奇迹再次发生,我竟又惊喜地看到了一件具仇英名款的工笔重彩《清明上河图》。仇氏之作与张氏作品的构图形式基本一致,只是改用苏州社会生活为背景,自此始也揭开了明代小坊间所绘制的《清明上河图》的秘密,原来坊间之作都是出自仇氏此图。【《国宝沉浮录》P403】

仇英《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第三件为明代坊间绘制的赝品,俗称“苏州片”。

当时杨仁恺将真迹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和兴趣。1953年1月,在东北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祖国的古代艺术特别展”上这幅名画首次公开面世。随后又被调往北京,11月1日在故宫太极殿展出,更掀起了50、60年代对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研究和热议。

东北银行拨交的书画不仅是《清明上河图》,其余许多作品同样极为珍贵,如下两件就被辽博称为镇馆之宝(采用《国宝沉浮录》《佚目》书画总目中的“简注”予以介绍)。

东晋《曹娥诔辞》《石渠宝笈初编》(养心殿)著录,又名《曹娥诔辞》《孝女曹娥诔辞》。关于作者,各家观点不一,莫衷一是,我认为东晋人所书。辽

宁省博物馆藏。

东晋《曹娥诔辞》(《升平帖》)

周昉《簪花仕女图》

《石渠宝笈续编》(养心殿)著录。谢稚柳定为唐人作品,我认为是宋人之作。一九五〇年东北银行拨交,现由辽宁省博物馆庋藏。

周昉《簪花仕女图》

此外,1957年东博奉命将馆藏五代黄筌《珍禽图》、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北宋李公6

麟《摹韦偃〈牧放图〉》、南宋赵伯驹《江山秋色图》这四卷送京鉴定。1959年上述四件被调拨给故宫博物院,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等从此留在了北京故宫。《清明上河图》之外的另三件作品,配图介绍如下。

黄筌《写生珍禽图》

《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真迹,画稿。有人以为“付子居宝习”款后添,但不碍为赫赫名迹。原东北博物馆藏,一九五九年拨归故宫博物院。

五代黄筌《珍禽图》

李公麟《临韦偃牧放图》

《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著录。真迹。原东北博物馆藏,一九五九年拨归故宫博物院。

李公麟《摹韦偃〈牧放图〉》(局部)

赵伯驹《江山秋色图》

《石渠宝笈初编》(重华宫)著录。真迹。原东北博物馆藏,一九五九年拨归故宫博物院。

赵伯驹《江山秋色图》

2009年,辽宁省博物馆庆祝建馆60周年,举办“清宫散佚书画国宝特展”。“特展”充分展示了辽博的馆藏实力,同时也进一步证明了东北

银行移交国宝的整体水平:

欧阳询《仲尼梦奠帖》《石渠宝笈三编》(乾清宫)著录。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欧阳询《梦奠帖》

赵佶《草书千字文》《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真迹。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徽宗赵佶《草书千字文》局部

张旭《古诗四帖》

《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宣和书谱》著录为谢灵运《古诗帖》,《佚目》著录为贋本,今人以为宋人之作。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

唐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赵佶《瑞鹤图》《石渠宝笈续编》(御书房)著录。真迹。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徽宗赵佶《瑞鹤图》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

《石渠宝笈初编》(重华宫)著录。真迹。辽宁省博物馆藏。

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局部)

上面提到的“《佚目》书画”一词,事关《清明上河图》从故宫流出的史实,须加解释。

辛亥革命之后,溥仪在紫禁城中长大到16、7岁时,与其弟溥杰商议,为出国留学,再回国复辟,要先准备经费,于是以“赏溥杰”之名,将宫中价值连城的书画精品等大肆盗出宫外。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自述:

溥杰比我小一岁,对外面社会的知识比我丰富得多,最重要的是,他能在外面活动,只要借口进宫,就可以骗过家里了。我们第一步是筹备经费,方法是把宫里最值钱的字画和古籍,以我

赏赐溥杰为名,运出宫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里去。于是溥杰就每天下学回家,必带走一个大包袱。这样的盗运活动,几乎一天不断地干了半年多的时间。运出的字画古籍,都是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因为那时正值内务府大臣和师傅们清点字画,我就从他们选出的最上品中挑最好的拿。【溥仪《我的前半生》P140,中国言实出版社2019年8月第1版】

1924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在故宫养性殿大圆宝镜匾前合影

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民国“清室善后委

员会”发现四本清宫账册,《赏溥杰单》、《收到单》、《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外借字画浮记薄》。从1922年宣统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到十二月十二日,共造成书画手卷1285件、书画册页68件、古书210部、图章1匣45件、皮包14件,流出宫外。“清室善后委员会”据此印行了《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简称为《佚目》,登录其上的已佚书画称为《佚目》书画。

溥仪盗取的书画珍宝等,先运至天津,后转移到长春,收藏于伪皇宫书画楼,俗称“小白楼”。

伪皇宫书画楼(“小白楼”)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溥仪携带精心挑选的部分书画珍宝逃往通化大栗子沟,其余大部分书画文物等遭卫兵哄抢损毁及流散到国内外各处。8月19日,逃离大栗子的溥仪与溥杰等共9人,从通化乘小型军用飞机欲逃往日本,拟于沈阳机场换乘大飞机时为苏军所俘,押往西伯利亚。

从此,那卷《清明上河图》就不知落到了何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竟成一桩疑案。

疑案辨析

对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的去向,随时间推移,逐步形成了三类不同说法——“沈阳说”、“长春说”和“通化说”。并普遍认为难以断定哪一种是真实的。

“沈阳说”:杨仁恺《国宝沉浮录》中的一种说法是:溥仪一伙逃亡中在沈阳为苏军所俘,随身携逃的法书名画和一批珠宝玉翠则被东北民主联军

缴获,后移交东北银行代为保管。

这是“沈阳说”的典型。其他各不同版本有所变化,例如有一种是说溥仪在沈阳机场为苏军所俘,混乱之中溥仪的皮箱遗落(或书画珍宝散落)机场,后辗转到了我军手中等。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所俘

然而无论“沈阳说”的哪一类情节,都不曾提供过任何具体证据。且不说1945年8月我军尚未到达沈阳;之后解密的前苏联克格勃档案中也从无关于溥仪书画的记载。最根本的,溥

仪从大栗子出逃时,并没有携带任何书画手卷。所有书画都随他的大部分亲眷和宫廷人员一同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一情况有溥仪本人和随他逃亡人员的回忆为证。沈阳故宫博物院王文锋研究员的专著写得更清楚一些:

……挑选完随行人员,溥仪又令随侍李国雄再挑一些珍宝携带,挑出的珍珠、钻石、翡翠、猫眼以及多种宝石和名贵的金表,金首饰等,足足塞满了一皮箱。此外,还给溥仪带上了一箱随身使用的物品和换洗的内衣。因其他的箱子上都印有伪满皇宫标志的“兰花御纹章”,这是万万不能用的,就临时抓了一只装电影放映机的箱子装了进去。还带上了一小箱药品,带了些常用药,还有一些安眠药。随行的其它人员,谁也没带东西,就穿着一身西服,都想一到日本就好办了。【王文锋《溥仪的国宝在大栗子的散失和收缴》】因溥仪从大栗子逃亡时,并未携带任何书

画,《清明上河图》无从在沈阳被截获,“沈阳说”明显属于以讹传讹,可以完全排除。

“长春说”:在东北以至全国的文博事业中,有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前辈——王修同志。

他对文物有浓厚兴趣,又有历史文化素养。

1948年4月我人民政府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王修为常委兼办公处处长,实际负责所有具体事务。11月,东北文保会由哈尔滨迁至沈阳,他一手张罗筹建的东北博物

馆于1949年7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夕开放最早的一座大型历史艺术博物馆,王修兼首任馆长。

1987年,王修同志在回忆文章《林枫与东北文物工作》中述说了一件张克威同志上缴《清明上河图》的事。是“长春说”的来源。

1948年张克威同志从部队下来,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部任职,他带来长春伪宫散出的十余轴画卷,交给了林枫同志。这是乾隆“石渠宝笈”所藏历代名画中的东西,可能也就是所谓《溥仪赏溥杰书画目》一千三百轴中的一部分。《清明上河图》正在其中。林枫同志发现后,立即找来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人进行了鉴定,并交东北文管会珍藏。

后《沈阳日报》(2005/04/29)《张克威献出〈清明上河图〉真迹》一文中补充了一句:后来,东北文管会从哈尔滨迁到沈阳,因为当时还比较混乱,书画便放到了较为安全的

东北银行暂存。

这就是“长春说”的基本内容。

这一说法最关键处就是王修前辈的一句“《清明上河图》正在其中”。如果此话属实,确有张克威前辈交给林枫,林枫交文管会珍藏的一卷《清明上河图》,那么,它有可能就是杨仁恺发现的那一幅张择端的真迹吗?似乎没有这种可能。文保会保存的文物,无论是否在东北银行暂存,都会在1949年7月7日东北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前,将其登记入藏,以保证博物馆如期对外开放并展示。它不可能在正式开馆几乎一年之后的1950年6月再由东北银行拨交入藏该馆。

上面所说的“1950年6月”,是个关键的时间点。因时隔久远,东北银行向东博拨交一批书画和珍宝的确切时间,曾经有过多种不同说法。后来发现了东北博物馆一件分类卡片背面“备考”栏的标注:

此卷在一九五〇年六月我从东北银行接收当时,画身全部查有虫伤甚重。经详细检查,共有虫伤二百三十七处。同时对虫伤处一部分加以照像。特此注明

1952.7.8.杨孟雄(并盖章)

标注这段文字的杨孟雄,1950年任东北博物馆研究室科长,1952年任保管科科长,是接收这批《佚目》书画的参与者之一。据此可知1950年6月是东北银行向东北博物馆拨交的确切时间。

此事记载于辽博研究员戴立强先生《佚目

书画二三事》一文中。正是由于戴立强先生考证了东北银行拨交的确切时间,杨仁恺先生才在新版《国宝沉浮录》多次用“一九五〇年六月”纠正了旧版中不准确的拨交时间以及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时间。但很可惜,有重要一处未予纠正:

溥仪携逃所带之物大都由东北抗日联军缴获,之后移交东北银行保管,再之后经陈云批示,由东北银行于一九四八年年底拨交给筹建中的东北博物馆。【《国宝沉浮录》P322-323】

所说“一九四八年年底拨交给筹建中的东北博物馆”,是旧版旧说遗痕,应予纠正。但“经陈云批示”这一说法究竟出自何处,以及准确的批示时间和内容均需查实。因为这一说法不仅见于《国宝沉浮录》,之后也时有文章引用,其重要性不言自明。

如上所述,如果确有张克威上交的这一件《清明上河图》,它应该不会是那件真迹。因

为它和真迹在发现和入馆时间上没有交集。

然而问题在于,目前却找不到张克威上交的这一件《清明上河图》!

我们知道,故宫之中上万件珍藏的书画,自乾隆到嘉庆,陆续编有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初、续、三编。凡被著录于《石渠宝笈》各编的书画都钤有相应印章,可以依据这些印章的有无和真伪来判断一件书画作品是否来自宫内收藏。溥仪盗出宫的《佚目》书画,不管流失到哪里,都有《石渠宝笈》和《佚目》可查。从《国宝沉浮录》一书的“《佚目》书画总目”中可以检索出,溥仪移出故宫的《清明上河图》共五件:仇英《仿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著录。真迹。辽宁省博物馆藏。(东北银行拨交)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著录。真迹。原东北博物馆藏,一

九五九年拨归故宫博物院。(东北银行拨交)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初编》(御书房)著录。明代苏州片。辽宁省博物馆藏。(东北银行拨交)谢遂《仿明人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乾清宫)著录。真迹。原在天津金石山房处,现不知所踪。

罗福旼《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敬胜斋)著录,《佚目》外物。真迹。“国兵”王恩庆交出,故宫博物院藏。

只有罗福旼这一件,在《佚目》之中没有,但确为宫中著录,称为“《佚目》外物”。它应视同于《佚目》书画。

五件《佚目》内外的《清明上河图》均各有着落,并无张克威这一件。张克威、林枫、王修经手的一件《清明上河图》竟然不翼而飞!这怎么解释?真的无法解释,于是由此引起了一种猜想:这里无端消失一件,而东北银行拨

交的却有三件之多!其中一件会不会是张克威所上交?会不会是博物馆或杨仁恺什么地方搞错了?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杨仁恺发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这一说法就可能不成立了。张克威、林枫或王修很可能在杨仁恺之前早已发现了《清明上河图》真迹,由张克威收集到,最终为东北博物馆所收藏。

事情演变成:如果找不到张克威上交的这一件,那它就有可能是三件之中的一件,它很可能就是真迹!否则,就该说出,它在哪儿?——难怪疑案至今无解。

经过仔细寻找线索,终于发现了1948年5月8日《东北日报》上的一篇报道:《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收到大批珍贵文物》。

1948年5月8日《东北日报》文保会收到文物的报道

仔细阅读这篇报道之后,发现文保会收到的书画作品,和它们的捐赠者,集中在如下文字中:曾在清宫宝藏之五代宋元画卷珍品,明代名画家文徵明、唐伯虎诸人真迹,均极名贵。并有乾隆画院所绘之苏州繁华图,细如毛发。

二百年前之风土物态,历历如在目前。............

......诸古物中尤以吉林省政府张克威同志所赠之宋元名迹......关系学术至钜,价值尤为重大。

实际上已告诉我们,张克威同志所赠的书画,主要有宋元名迹(未例举画作),明代画家文徵明、唐伯虎真迹,以及乾隆画院所绘《苏州繁华图》。

这在《国宝沉浮录》中可得到验证。书中有一节为文保会收集到的书画,含文徵明的《桃园问津图》和《兰亭图》,更有乾隆如意馆(类似于画院)画家徐扬的《盛世滋生图》,在书中易名为《姑苏繁华图》。与《东北日报》报道相对照,文保会无捐赠者姓名的书画,可以推定就是张克威所赠,其中包括唐伯虎唯一的一件《临李公麟饮中八仙图》。

书中所记与报道完全吻合,其中并没有《清明上河图》。对此只有一种解释:王修前辈的一句“《清明上河图》正在其中”,是误将《盛世滋生图》记成了《清明上河图》。因为《东北日报》这篇报道除了王修前辈本人,别人是写不出来的,并非他人在报道中遗漏。

首先,据知情者回忆,当时文保会的文物一摊只有王修和李茂林同志。李是一位八路军营连级干部,没有文化,忠诚可靠,只负责保管。因此,这一报道唯有王修前辈能够执笔。

其次,早在1948年能将题为《盛世滋生图》的画作,报道中更名为《苏州繁华图》,改掉了歌颂乾隆盛世的旧名,按内容命新名,其历史与文化素养可见一斑,除王修前辈本人,他人是做不到也无权这样做的。在王修的回忆中,此画经过鉴定,足以证明它就是《盛世滋生图》,不存在另一件《清明上河图》。

徐扬《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局部在发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之前,人们往往将仇英仿作中的苏州街市误作《清明上河图》原作主题,而乾隆时期的《盛世滋生图》终究是明代仇英仿作的沿袭,只是宏大了许多,记忆相混有情可原。何况王修同志的文章发表于1987年,当时前辈已近80高龄。

需要指出的是张克威同志保护文物的功绩并不因此而失色。他确实自己一人就收集上交了十余件《佚目》书画。其中不乏珍贵文物。《姑苏繁华图》的文献价值与极强的欣赏性在《国宝沉浮录》中有充分肯定。

至此,《清明上河图》回归的“长春说”也可以排除了。

虽然国宝回归疑案已逐步解开,但“通化说”要立足,依然需要足够的证据支撑。

国宝回归

1945年10月,东北局决定在通化创建东北的第一个后方根据地,并上报党中央。随后一批干部被派往通化,一些机构和学校也奔赴通化。

刘西元,胶东军区任命,通化军分区司令员

兼政委,率胶东军区招远独立团3营,1945年10月24日到达通化。随后立即组建我军通化支队,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成立中共通化地委,任书记。地委下辖:通化市、通化县、辑安(集安)、柳河、辉南、临江、蒙江(靖宇)、抚松、长白九个县市。

吴溉之,东北局1945年11月任命,东北我军后方后勤司令部政委,1945年11月底赶到通化。

朱瑞,东北局1945年11月任命,东北我军后方后勤司令部司令员,12月初率延安炮兵学校赶到通化,后方后勤司令部正式成立,任司令员,吴溉之任政委,刘西元任副司令员。后方后勤司令部的任务是“指挥一切大后方后勤机关、学校及部队之工作。”叶季壮,东北局委员、东北我军前总后勤部部长兼东北银行总经理,12月初率前总后勤部到达通化。1946年1月,东北银行总行转移到通化,与叶季壮总经理会合。

何长工,东北局1946年1月任命,东北我军后方后勤司令部司令员,1946年2月初率抗日军政大学长途跋涉到达通化。

《清明上河图》等一批国宝的回归,与通化作为后方根据地的大环境和特殊条件紧密相关。

溥仪离开大栗子,1945年8月19日在沈阳机场被苏军所俘之后,大栗子的溥仪亲眷和宫内府人员于11月中旬搬到了临江县临江公寓。

田乃庆先生所写的《溥仪窃宝收缴纪实》根据武清禄同志的回忆录《还国宝于人民》述说了这次收缴的过程和结果。

12月8日,我军解放了临江。

据文中所述,溥仪留下的这伙人隐藏、转移文物国宝等行为引起了我军注意。十二月下旬经批准,一个收缴伪皇宫国宝的行动在临江开始。收缴工作的负责人是武清禄。下面省略过程,只说结果。

收缴工作组共六、七人,所收缴物品分别装了二十八个皮箱,运回了通化。

武清禄同志回忆收缴的艺术珍品有:国画三十多幅,其中最珍贵的是汉朝的一幅丝绢山水画,可谓无价之宝;罕见的五百多年(有的同志记忆六百多年)的一棵长白山的野山参,是伪通化省奉献给溥仪皇帝的贡品,参主体约三寸多长,拇指粗,根须茂密丰满,全身二尺多长,装在一个精制的玻璃盒内,用红绒布托

底,在盒子外部左下角,注有人参的重量,长度及生长年限等数据以及采集时间。其他有金银器皿(有一套金碗、金酒杯,银具很多),首饰、珍珠、玛瑙、翡翠、玉器等物。还有一些属于日、法、意,美、英等帝国主义政府同伪满洲国外交往来的礼品,光是各种表,就有几十种。金扣、戒指、小金表、各国最高级的烟、酒等等。【田乃庆《溥仪窃宝收缴纪实》】

收缴国画30多幅已经相当多,但对比东北银行向东博移交的120余幅书画,似仍不够数。“其中最珍贵的是汉朝的一幅丝绢山水画,可谓无价之宝”,不知是指哪一件。但其中不像有《清明上河图》,别说三件,一件也没有。武清禄他们不可能遗漏一件超过五米、人物众多的市井风俗长卷。从时间上说,临江解放是1945年12月8日,武清禄接到收缴任务是1945年12月20日左右,溥仪的宫廷人员已经被控制了十多天,不会没有任何收缴行动。

经查,武清禄的收缴行动并不是最早的,更不是唯一的一次。王文锋研究员的《溥仪的国宝在大栗子的散失和收缴》,包含一些非常重要的信息。文中介绍:溥仪亲信随侍严桐江,他实际上是宫内府遗留大栗子沟人员的实际管理者。解放后,他在长春市的粮食部门工作。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次写出了交待材料对在临江收缴国宝的过程也曾提到。【王文锋《溥仪的国宝在大栗子的散失和收缴》】有理由相信,下文中披露的一些情节,来自于严桐江的交代材料,因为他并没有写过任何回忆录,其他文献中也不曾见过如此清晰的收缴内容。

溥仪走后,长春带来的物品还有40多箱。

当时伪宫内府近侍处处长毓崇和溥仪的亲信随侍严桐江以及溥仪的二妹夫郑广元管理这个摊子。他们将所带的手卷,金银珠宝、首饰

等分给个人保存。由于形势岌岌可危,随时都有被掠一空的危险,所以联系准备搬到临江县,又由毓纹、严桐江向个人追要所分的溥仪用品,收了一夜,要回的也是为数有限,于是又将原剩余部分挑出精华,共装了七皮包,由毓纹和伪宫内府室会计审查局审查官吴少香雇了一辆马车,将这些先行运了临江县,寄存在临江县商会会长林某所开的商店里。……1945年11月13日,严桐江与铁路方面联系租了一列小运转车,将全部人员和物品迁到了临江县,租借了临江公寓。不久,临江县解放,东北民主联军一团团长许凤山,政委李金明来到临江公寓接收溥仪的物品,他们首先说明了我党我军的政策,李政委宣布汉奸傀儡皇帝溥仪的东西应归还人民,所以溥仪的财务全部查封,随行人员的行李要检查,不需用的物品全部交出。次日早,便将装在木箱、皮包内溥仪剩余的物品28-29箱接收过去,但其中的珍品甚少,又经

过一再追查,方将寄存在林某商店内的几皮包贵重物品交出。【王文锋《溥仪的国宝在大栗子的散失和收缴》】

上面的描写是真正的要点!“团长许凤山,政委李金明”“将装在木箱、皮包内溥仪剩余的物品28-29箱接收过去”,“又经过一再追查,方将寄存在林某商店内的几皮包贵重物品交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收缴。记得毓嵣(溥仪的一个侄子)曾回忆:“由长春逃往大栗子时,带走的珍贵文物达五十七箱,箱长一米多,高50厘米,宽40厘米。”这木箱要远大于一般皮箱,以上述收缴的规模计算,书画手卷达到90多件根本不成问题,林某商店的七皮包贵重物品应是其中精华。这次收缴的书画90多件加武清禄后来收缴的书画30多件才够数。三卷《清明上河图》以及多数精品,应早已包括在第一次收缴的物品之中。

然而,笔者查不到“许凤山”和“李金明”

两位,但查到了负责临江收缴的通化支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谢凤山同志。他在上文中应该是被误写成了“一团团长许凤山”。谢凤山政委是这次收缴工作的负责人,证据充分:

……通化支队进入临江已是12月8日下午4点多钟,天快黑了。第二天,罗衡就带领一个班的战士进驻了临江县政府,宣布临江县民主自治政府成立。通化支队随即向外县进发,继续剿匪和清除日伪残余。临江县民主自治政府要征粮

草,搞被服,接收武器弹药,还要扩建队伍,遣送在临江的日籍人员,根本无暇过问伪满皇帝溥仪从大栗子逃走及有关宫内府的情况。清缴宫内府的国宝珍品,主要由通化军分区和谢风山政委负责。【董新春《原临江县的剿匪斗争》(《白山年鉴》2015)P94】

如果仅仅一篇文章,尚不足为证,一本纪实书籍中的文章给予了进一步证明:

……临江解放后,团政委罗衡留下当县长,政治部主任谢凤山带人收缴了由大栗子迁到临江的伪皇帝的亲眷和宫内府的珠宝财物,部队留在临江过春节,节后去抚松剿匪。【刘小艺《苏联红军出兵东北》1993年7月第一版P405】

上述两段文字充分证明,在临江负责收缴溥仪伪宫的书画珠宝等物品的,首先是我军通化支队谢凤山副政委,后续的是军区后勤办事处武清禄同志。而《清明上河图》真迹,它应该在第一批收缴的物品之中,很可能是先被藏匿于临江商

会会长林某所开的商店里,后被谢凤山带队收缴到我军手中。

随后从刘西元司令员所写回忆录《进军东北及通化平叛》一文中,进一步了解到所收缴珍贵财物的上交和存放处。

通化暴乱被平定不久,大量的告状信和各种流言蜚语就袭向各部门主要首长,无中生有地罗织出各种罪名对我们进行中伤。......当时没收的伪满州国的贵重财物就堆放在我住宅的一个房间里,房门的钥匙由我掌握,而这堆细软物品竟没有统一登记造册,致使审查只能通过群众调查和推断来完成,好在前后结论推翻了莫须有的罪名。【刘西元《进军东北及通化平叛》网文】本文中,收缴物品上交到通化总部,在刘西元司令员住处集中堆放等环节,与之前谢凤山副政委和武清禄同志的收缴,形成了收缴、上交和集中存放的完整证据链。

“通化说”余下的问题还有120余件书画和

百件珠宝由东北银行保存,以及陈云批示等。

1946年2月10日,东北局决定,通化分省委升格为通化省委,由东北局直接领导。后方司令部改为通化保安司令部。吴溉之任省委书记兼保安司令部政委,何长工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朱瑞任第一副司令员、刘西元任第二副司令员,王铮任省委副书记。

东北局委员、总后勤部长兼东北银行总行行长叶季壮同志正带领总后勤部、东北银行两支队伍,在通化后方根据地紧张地筹集枪支弹药和战备物资,筹备印制和发行解放区货币。

可以推测:通化省委与保安司令部成立之后,因有刘西元同志前述的告状信事件,省委书记吴溉之必然要与何长工、朱瑞、刘西元、王铮等领导研究伪皇宫物品的处理;也必然会与叶季壮同志商议上交东北局事宜;请示分管财经的陈云同志也是必然的。最终会根据陈云同志意见,

将共计120余件书画和百件珠宝玉翠移交东北银行保管。其余一般贵重物品移交总后勤部。

以上只是推测,并没有哪位亲历者对此写过回忆文章或说过什么。

一九五〇年,陈云批示,东北银行保存的书画珠宝移交东北博物馆(尚需查清有关批示细节)。

在战火纷飞,军情紧急,我军尚立足未稳的东北战场,当时的每支部队,每位指战员的任务都极其繁重,却尽心尽责地收缴、保存了这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瑰宝。在转战南北的跋涉中,在冰雪严寒的露营地,东北银行的干部战士始终守护者这批贵重物品,坚守着自己的职责。

将《清明上河图》等国宝收回人民手中的通化与临江,更是当之无愧的国宝回归之城!

吴峰风2022.03.18